我第一次看这部影片是在我的中学——贵德县民族中学。当时我很小，一个懵懂的小孩很激动地观看了巨幕上的电影，那种回味无穷的往事依然在好似在垭口不歇地挂着尖锐的风。电影上映的时间为2005年在法国的一个电影节，我在上小学，时间再往上一些的话，我还记得我们村子里有巡回放映电影。按村里的话来定位一个词：录像。
我很清楚地记得，农历五月五号那天是我们的娃娃日，也就是端午节。我们藏族人在贵德过这个节日是很藏族方式来，五号那天早上认为水都是药佛专门赐予人间的净水，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任务就是清晨摘下各种各样的花草插在内外大小的门口。第二天，我们全家启程去长佛寺朝拜。然后就在一个大林子喝酒的喝酒唱歌的唱歌，最重要的是那天会有：录像室。
万玛才旦是在藏族题材电影的领军人物，在他之前并非完全没有电影的概念，但没有一个藏族导演的作品。万导之后如今陆陆续续出现藏族人自己导演的作品，很欣慰的一点是，在这些藏族题材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直受人追捧，入围多节，提名不断。
第一次在学校的东面的宿舍楼下全校师生一起观看，大银幕下我们微小得像一粒沙子被万玛才旦导演的这部神作紧紧地握在手心。那一刻的感觉至今还在脑海里回荡，小万德的脸颊那么的巨大，现在想起那一幕会投射出一种纯粹的深情昨晚再一次看电影眼泪夺眶而出。
那一年已经问世很久，出名火热之中这部电影在藏地巡回播放，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把握的恰到好处，没有一帧是多余的，哪怕是小万德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故事发生在一座寺院里小喇嘛与他的老师一起，可以看得出来，宗教和世俗之间已经在发生变化，只是影中人不知不觉地接触外来文化。一个小村庄，观看《智美更登》的老人和屈指可数的年轻人，表演结束后的散场，有些人依然固执，不愿意接受现代文化，可又醉汉在提斯卡面前弹奏德白的歌曲。小万德带着电视机驻进寺院，他的老师：今天是休息日，电视机带来寺院也没事吧。
每一个传统文化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接受，怎么样处理之间的关系才是思考的问题。这部电影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回答。在电影中，有一问一答方式。至今，电影问世14年了，2019年的今天电影依然没有回答问题，但现实已经作出了选择并在现代文化中已经回不去了。万玛才旦除了电影外，还有写小说，我感觉他的小说和电影的表达方式一样，他始终在提出问题，如果说影中人，那么我们都是影中人。文艺作品的肩上扛的并非是问题，最多的可能是回答。
14年的变化翻天覆地，不可想象。有的人可能会说问题本身即是问题的回答，我不确定在真确答案面前有多少人依旧很固执。怀疑是没错，寺院里不能带来电视机，也会有手机的出现。我不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都是在用阿克莫兰编写的喜马拉雅字体吗？
再谈刻石老人，世界文艺史上天才往往是孤独的人。坚守自己的理念，刻石老人的儿子在外没能回一趟家里照顾他的晚年，藏族人觉得那孩子真是一个不孝子，哪怕在外不孝子受过本不应该受到的委屈。我们从小成长的过程中，跌倒在地，大人马上会来扶我们担心受伤，我发现至少在七十多年前藏族人的社会里，人的成长过程并非现在的教育方式。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从小教育成自力更生的一个人，出门在外无法赶到现场的那些年轻人少一些埋怨吧。
小万德的爸爸来寺院骑着马来拜年的情节。如今过一次年去拜年雪地里出交通事故的，如果我们还在骑着马去拜年的话多好啊。呵呵，这是一个题外话，请见谅！
最后我觉得，小万德和老师之间的接触很少导致他用一个面具来表达出对老师的爱。我在这里用爱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不知道如何表达。几年前，在万玛才旦导演的微博上看见他讲述电影主人公小万德原型的经历和故事：“开始剪辑持续拍摄十余年的纪录片《小喇嘛》，记述电影《静静的嘛呢石》男主角丹派的心路历程。因为他的出演，让他和电影结缘；因为这部电影，让他接触到更加纷繁的世界。也许因为这些，让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家庭的主人，改变了他的人生。四张照片可以看出他的四种状态。”（这段话是在万玛才旦导演的微博下复制粘贴的） 也许，就像导演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的：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