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片子的软广告（我们都看出来了，中国人寿，诺基亚5800，冯导的钱没有白收）和工宣队范儿，片子确实提示了很多问题点——或者说，借这个片子，人们确实可以开发很多额外难题点，就算排除事后问责的问题以后。
简单的比如正当性问题。影片中，唐山和汶川两次震后，都有监护人决断的情节：救儿子还是女儿，救出肢体健全的女儿还是避免救护人员的伤亡。监护人是否有权做此决定？这和医院手术前向家属寻求授权及免责的情况是否性质一致？在选择救方登还是方达的时候，元妮最终选择了弟弟，得到此表态后，救援队在明知道救援可以直接造成一个人（方登）死亡的时候仍然对方达进行施救，这是否故意杀人（即便免于处罚甚至免于起诉）？
又比如社会制度（广义）的变迁。军队援救的遗失儿童（我们不说孤儿，因为小女兵也明确表示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当然也不是主动遗弃）可以直接发放内部领养；对比今天中国大陆现行领养制度和合法领养的实际操作，真是让人觉得觉得，好人就当兵，好铁就打社会主义螺丝钉。当然这种描述可能有失真之处，毕竟是电影，不过它至少提醒了我们些什么——不，准确的说是我们就此确实可能联想到什么。
家庭制度中的权力。片中有两次人为制造的母子离散。76年方达的奶奶要把方达接去山东。新时代方达强迫妻子离开孩子，把点点留给奶奶。两次事件中，强迫人又都提供了“折中”方案：和方达一起去济南；全家留在唐山过年。两次事件中当事母亲的最终选择也都一致：放弃了折中方案，并且由于权力对比处于弱势也无法执行于己有利的方案，最终选择了放弃子女（都是儿子）。而不同的是，第二次事件中，当事母亲进行了更为强硬的抗争，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个人权利意识相对于家庭意识的成长。耐人寻味的是，第一次事件中，奶奶责怪元妮连累了全家（“就是因为你我儿子才来唐山”）、并不断对元妮施加语言暴力时（“我都想替他（儿子方大强）去死”），元妮作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最直接和最悲惨的受害者，选择了泣不成声地进行道歉，这意味着，即便她不认同老太太的观念，她并不准备或者不敢反抗，只能一再向权力方表示自己会照顾好儿子，仿佛自己是一个应聘的保姆。但在30年后她面对自己的儿媳妇一再亲吻外孙与之道别眼泪几欲夺眶而出的时候，她似乎并没有想到30年前自己的过去，于是我们又见证了“十年媳妇熬成婆”的模式，元妮和方达以自己的苦难绑架他人进入苦难，传递不人道（“结婚前不就说好了么”，这个极具预见性的约定，应该不是比较公允而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比如一年在唐山过年，一年在小河父母家，否则小河不会强调“我爸妈还没见过孩子”，方达和小河也都不会或者不该在意到底哪一年先在唐山）。而高潮莫过于母亲的放弃。“妈，咱把方达带走，这就是要了元妮的命啊”，车尾后久久矗立的元妮，也许彼时想到了自杀——也许她泣不成声地道歉并最终同意放手儿子的时候已经想到了自杀，就算活下去，也在极大的痛苦和孤独中，然而即使面对如此境遇，她并没有接受同去济南并可能寄人篱下的方案。小河拒绝这种方案的理由是“这么挤怎么住啊”、“难道让我三十儿在宾馆过”。做一个同质化处理，拒绝的理由可能都关乎“尊严”；或者无论是什么，它在紧要关头，如弟弟的重要性超越姐姐一般超越了亲情。而对于有些人，比如著名的美狄亚、方孝孺，尊严在他们那里的权重大概就是明显高于亲情。
说到亲情，这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同类的“亲密关系型”情感比如爱情、友情，我们也都可以借此想到。它们的实质是什么？我朦胧中感到，它们可以以一种建构主义式（全然不同于“建设性”，反而更接近“解构”）的观念获得理解，因为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亲情既不依赖于长期共同生活经历（方登和血亲的有效共同生活经历也就是三四年）又不依赖于血缘（方登和养父母之间），或者反过来说，可以任意以二者之一甚或别的因素为建构契机，我们也看到了上段所述的亲情之于其他建构性观念（比如尊严或者说荣誉，柏拉图意义上的doxe）的失败，也我们还在影片中看到了每个人在进行自己的人生决断时，其所坚持的各种象征意义（为了仪式性的报偿丈夫的舍生救护而终生拒绝再婚、每年为亡女购买课本、拒绝搬家、烧纸告诉亡人家庭地址、拒绝带有杀生性的堕胎、出于强大的同情感义无反顾的投身救灾等等）对人生的展开、推进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自己设立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设立自己需要达成的目标（这不正是神式的自由么，尽管人的设立都要更为具体和分散），人获得或说建构生存的意义，使之既满足超越性的信仰诉求，又以内在于世界的方式存在。但是目前笔者没有能力把这些想法充分论说，权留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结尾——或者说，未开始的开头——以待来日或贤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