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吵闹鬼》中猛然伸出的鬼手不同，当幼年的我把眼睛凑近电视屏幕的边缘，企图像从窗户探头一样看到画面以外的内容时，迎接我的是红绿蓝像素点。这里蕴藏的问题是，当完满的幻梦被极端的放大揭示为技术的把戏，退回到做梦者的身份是否要遭受真理道德的谴责。成年的我为《金的音像店》流下的37滴眼泪将上述诘问悬置起来，将它宣告为一个失利的不速之客。
Digital age，一个哪怕匆匆而过的路人也会清晰指认的凶手，它如海啸般席卷文化大陆的姿态，使我们能够像一个与黑手党蝇营狗苟的腐败官员那样，为一切文化的死亡找到不会为自己申辩的替罪羊。然而，正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手持数字摄像机的大卫赶赴柯里昂以西42公里的地层，开掘了55000部电影的墓穴。在高速公路下无疾而终的短兵相接里，电影的幽灵们倾巢而出，为凶手名册增加了一条又一条。
戈达尔，又是他，在一次次从电影臃肿的尸体中剖出奄奄一息的新生婴儿后，他成为唯一身着盔甲的骑士，奔袭万里，为在萨莱米上空徘徊不去的幽灵们寻找到借尸还魂的新躯体。当幽灵大军们再临纽约，戈达尔也在另一重意义上与他的助产士巴赞重逢，一个生于录像时代却笃信“木乃伊情结”的狂徒，将胶片、磁带与SD卡交叠，凭此宣告，一门比埃塞尔晚诞生4600年的新生艺术，已经拥有了它的金字塔。
当一名未来的考古学家开掘这个时代的文化地层时，Digital Age应当被视为像寒武纪生命大灭绝一样的恒久悲歌吗？至少在金的音像店里，电影以其魔法般的自指能力，为他们留下了一个银质的黑匣子，如同旅行者一号携带的金唱片，它将为每个四维意义上的异乡人带去悠远的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