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老龄化/人口危机：
对于日本社会而言，“老龄化危机”是一场彻底的现代性骗局，物质利益难题背后对于生命存在的经济事物化撕下了看似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的虚伪面纱。
去年的马工业阳老头以及和稀泥的参与的辩论仍记忆犹新，谈到所谓的人口危机和老龄化问题，阳老头精确指认了这个假问题的根本悖谬，所谓的“钱不够”，其实质根本上就是“钱往哪里花”的问题，现代性的物质生产为这个社会带来了财富的极度充盈与产品的空前积聚，但为什么这个由高度发展的商品王国所统御的世界体系却在持续制造着令世人痛苦的贫困的体系呢？当被重新抽象并经济事物化了的老年人以不同于以往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市场过程时，其所能支出的活劳动远远达不到“需要的体系”背后资本再生产的利润要求，在这个条件下，他们甚至还需要消耗甚至比作为普通的劳动者时更加殊多的作为生活资料的物质财富，这无疑是现代性的再生产原则所不能允许的。从中我们不难洞见布尔乔亚社会令人根本无法逾越的“物质利益难题”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影响以及日本社会这样的所谓“高福利社会”克服贫困问题的幻梦之破灭。
绝望之中，有许多非老龄化群体同样遭受着类似的苦难，片中的玛利亚是所有登场的青壮年劳动者中最能够从物质利益难题的苦难出发理解老年人困境的一个角色。她的孩子需要生存下去，但是委身社会边缘苦苦挣扎的她身处异国他乡，在利己主义冰水的浸泡中根本看不到自己和孩子生存的未来何在、希望何在，此种处境令她即使投身宗教的怀抱也无济于事，为她募捐的所谓款项也如杯水车薪。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同鲍威尔的论争：在鲍威尔那里，德意志世界的犹太人问题根本上是一种宗教问题，但马克思却敏锐地指认了彼时的世俗世界当中现实的政治因素、根本的利益冲突对于塑造“犹太人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就算是发端于高尚宗教热忱的义举也无法与它的现实基础进行根本对抗进而解救笃信着至高伦理原则的从众。
二、经济现实背后的生命存在主题与影片的超越性呈现：
在布尔乔亚社会沉重的经济现实背后，经济事物化对于个体生命（在这里即作为个体的老年人）及其存在方式的根本改写是比作为直接暴力的“统治者手中高高挥舞的皮鞭”更为深刻的奴役。片中的每一位老者，都是被剥夺了合乎其生命存在本性的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虚假的关怀所笼罩着，如果我们拿掉诉诸个别利益的经济动因和这些老者作为经济开发的客体所具有的一切市场价值，日本社会的公共性根本不可能给予他们任何形式上的（即使是虚假的)关怀。影片以关切个体生命存在为根本理论视位，通过极其细腻的表达实现了对于这些被施加了事物化经济魔咒的老者所处困境的深刻呈现。与此同时，借由例如客服中心的瑶子（河合优实饰）等外部视角的侧写以及他们与老者们的情感羁绊，影片其实也为这一基于物质利益难题的现代性的困局敞开了一种破局的可能性，人们自觉自主的活动、人的生命存在在其本真样态上的超越性实现是可以普遍化地克服老龄化的伪命题甚至扭转客观经济现实的敌我性异化关系的。当然，这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至少置身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一定程度上洞悉了这个不断生产着敌我性异化关系的生产方式及其历史根据将会如何消解的秘密。
本片最大的亮点，私以为是倍赏千惠子老师的精湛演绎与超现实的社会语境之间的交织与碰撞。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交织与碰撞甚至直接实现了一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布莱希特体系的有机综合，一定程度上客观表征了两种表演体系乃至理论流派的“高卢—日耳曼原则”。尽管站在布莱希特体系这一立场上的激进社会批判理论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往往采取批判性、否定性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才是符合表演的本质规定与发展前途的。陌生化的批判性间距固然构成了激进艺术表达的否定性、革命性内核，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力图实现的拟真性在激进艺术乃至各种类型的媒介艺术的发展中同样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这部影片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可能。倍赏千惠子老师的精湛演绎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图景的导引下“入境”，与电影中的人物共同经历了拟真的情感历程，正是在这种拟真性的触动之下，人们才更加能够有意识地去思考片中通过超现实的方式建构的一种反乌托邦式的批判话语，进而对荒诞的“七五计划”背后的社会现实展开“破境”。借助这一认识，个人对这部影片可以给出一个八分的高分（满分按十分计算），如果一定让我即时性地说出它的缺点，可能我会更倾向于点明其在社会整体批判之上的力道偏弱，对于深入经济现实的社会批判路径的挖掘缺少了关键的“临门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