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九龙城寨”被基本拆除。此时离中英两国共同决定拆除“九龙城寨”已经过去6年多（1987年1月）了。
“九龙城寨”的面积约有2.67万平方米，不及广州、深圳的很多城中村大。1987年1月14日，香港房屋署三百六十名工作人员“突袭”“九龙城寨”，封锁城寨八十三个入口，利用两天时间对城寨内的人口进行清查，统计出城寨内居住人口三万三千多人。以这个数据算，“九龙城寨”的人口密度约为124万人/平分公里，绝对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贫民窟之一。
“九龙城寨”被拆除已经过去27年，但它作为香港城建史上赫赫有名的“三不管”地带，至今仍然是一个不死的都市传说。2017年，在王晶和关智耀联合导演的黑帮片《追龙》中，两位导演还尝试在影片中重现“九龙城寨”的独特风景。
在影视作品中，在都市传说中，“九龙城寨”都是不折不扣的“罪恶之城”。可是，“九龙城寨”真的有那么混乱、恐怖吗？
2015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格雷格·吉拉德、林保贤联合“出品”（摄影作品为主）、黄培烽、陈闲闲联合主编的图文集《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这本厚重的大书用照片与文字讲述了“九龙城寨”的前世今生。
通过格雷格·吉拉德、林保贤等人的实地探访、考察，我们知道，至少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九龙城寨”早就不是都市传说中的“三不管”地带了。
据考证，“九龙城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出现过法律、制度意义上“三不管”状态。港英政府一直努力将其纳入管治范围，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逐步推进的，城寨的“三不管”状态在五十年代之后是逐渐“破功”的。比如，对于逃入城寨内的刑事重犯，香港警方还是会想尽办法入“城”搜捕的。
不可否认，“九龙城寨”内一直是黄、赌、毒汇聚之所，某个时期，潜藏城寨内的逃犯也确实数量可观。但随着港英政府加强对城寨的管治，加上廉政公署在香港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寨内的治安形势大为改善，犯罪活动也不再猖獗。
在《黑暗之城——九龙城寨的日与夜》一书中，“九龙城寨”的多位居民讲述了他们的城寨岁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生活在城寨内并不比生活在“外面”更危险。城寨内的居民，穷人居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努力谋生的普通人，与城寨内的“黑暗世界”甚少有交集。三合会成员在城寨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目标客户外，他们也不会对一般的居民有太多的“打扰”。有数据显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城寨内的犯罪率，并不见得比城寨外更高。
因此，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九龙城寨”都算不上所谓的“罪恶之城”。但因为历史成因及群体的偏见，“九龙城寨”可能永远无法洗脱“罪恶之城”的污名。
“九龙城寨”虽然并非“罪恶之城”，但绝对是“黑暗之城”。
因为港英政府长期无法在“九龙城寨”内行使管治权——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九龙城寨”名义上不属于殖民地，城寨内的建筑一直是以“野蛮生长”的方式建造并更新的。因为“开发商”或居民逐利的天性，城寨内的建筑物极其密集，较之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的“握手楼”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度密集的建筑导致了城寨内采光严重不足，所谓“黑暗之城”由此而来。在城寨内送信的邮差被称为“天台邮差”，因为他送信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在地面上行走，在天台上行走送信更为便利。由此可见城寨内的建筑之密集，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可经天台跨越。
“黑暗之城”还带来了配套设施难以完善的问题。比如城寨内通电、通自来水都比香港的其他区域晚得多。而城寨内也缺乏排污系统，垃圾处理也往往不够及时，城寨内的卫生问题非常严重。长期在城寨内生活的居民可能浑然不觉，外来者进入城寨明显会感觉到脏、乱、差以及臭气熏天。
在某种意义上，“九龙城寨”很接近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都承载了都市里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和生活需求，但其整体状况应该比城中村更为糟糕。
“九龙城寨”被清拆的时候，城寨内的居民和经营者也大多得到了港英政府补偿，他们所得到的补偿也许不像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村民那样可以一夜暴富，但补偿金额也还算合理，也曾惹得城寨之外的香港居民“眼红”。在补偿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曾出面斡旋，为居民和经营者争取更高的补偿金额。
虽然我试图为“九龙城寨”正名，但在影视作品中，“九龙城寨”只能是“罪恶之城”——若非如此，影片也没有必要以“九龙城寨”为背景了。
在与“九龙城寨”相关的影片中，除了上文提及的《追龙》外，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那就是成龙、黄志强联合导演、成龙主演的《重案组》（1993）。该片在“九龙城寨”拆除前，获准在城寨内取景拍摄。该片虽然赶上了城寨拆除前的“末班车”，但影片对城寨的表现并不是很充分，有点浪费了为城寨立传的机会。
若论展现“九龙城寨”的最佳电影，无疑是蓝乃才导演的《城寨出来者》（1982）！
《城寨出来者》被誉为不能重拍的经典，不是因为影片的故事多么精彩，也不是因为人物塑造得如何出色，而是因为它是在“九龙城寨”实景拍摄的！
蓝乃才是摄影师出身，置身“九龙城寨”，他的摄影机似乎更善于捕捉环境和生态，城寨内的黑暗、混乱、肮脏，得以在影像中永久留存。而城寨中的边缘人物，他们的暴戾、疯狂与悲凉，也在蓝乃才的手持摄影中逼视着每一位观众。
《城寨出来者》虽然不免“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港片底色，但其剥开城市的黑暗之心的独到视角以及相对写实的拍摄手法，使得影片可以归入当时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社会问题片”。程刚导演的《天网》（1974）、《八万罪人》（1979）等，桂治洪导演的《成记茶楼》（1974）、《大哥成》（1975）等都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社会问题片”。程刚以其直接取材自罪案的方式展开了对香港社会的“真实”的模仿——《天网》取材自轰动全港的“三狼绑架案”，《八万罪人》取材自50年代香港的“黑暗时期”，而“真实”的“社会问题”触目惊心！桂治洪则以赤裸裸的暴力与残忍的“仪式”透视了香港社会最黑暗的角落。蓝乃才的这部《城寨出来者》可谓承前启后之作，前承程刚、桂治洪，后启麦当雄——他导演或监制的“社会问题片”更加“过火”。
总而言之，蓝乃才在《城寨出来者》中展示的香港社会的“真实”不是来自于故事——它符合“本片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它来自于环境（广阔的“片场”），来自于人物（“大弟”和“小弟”是如此的亲切），来自于拍摄手法（大量的手持拍摄以及纪录片视角的机位）。
《城寨出来者》公映的次年，蓝乃才又导演了题材类似的《暗渠》（1983）。影片不失为警匪片佳作，但少了“九龙城寨”的“加持”，影片难以在香港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蓝乃才的导演生涯算不上辉煌，最高成就就是这部《城寨出来者》和cult片经典之作《力王》（1992）了——《力王》也是他迄今为止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
蓝乃才淡出香港影坛后，曾在内地从事慈善工作，并钟情于旅行与摄影。